摘要：中国宪法学一个理论难题是如何论述权力的组织原则。 ...
（3）将目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国务院分别对不同法律文件进行审查的四套体系统一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
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宪法由A到Z这二十六个条款组成，每一条款的措辞均是合乎规范的、无可置疑的。宪法爱国主义看起来是一国人民道德上必须的准备，去接受关于尊重每个人为自由且平等的核心宪法原则的适用的异议，而无需丧失对意义明确的原则内容的信心，因为且只要他们能将异议与为宪法认同进行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原则是规范性地安置的，在美国宪法中尤其如此。）于是，这些条款便不能被看作基要宪法（essential constitution），也就是那个在契约论的政治论证中被认为应扮演核心角色的宪法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哈贝马斯们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反事实的宪法观念和经验性的共同体情感的混合物。[11]归结而言，这就是罗尔斯的主张的要点所在，即政治强制的运用是公正的，只要它们符合一部宪法，该宪法的基本要素可以期待所有的公民都可予以认可[1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7] 哈贝马斯似乎认为，他们必须被如此构想，因为只有坚持对宪法基本要素的同一性 ——他们在相互竞争的主要解释之下的固定不变性——的理解，宪法基本要素才能在宪法的契约论的政治论证中扮演它们的核心作用。
正是这不妥协的个人主义情愫使我将宪法契约主义家族作为一个整体标识为自由取向的——这不妥协的个人主义情愫显然导向坚决主张个人人格之个别性（severalty）与单一性（singularity），或坚守其利益或财产的种种极端，这归根究底即是拒绝由社会之善（the good of society）来决定是非取舍。Fletcher, George p. ：《宪法认同》（Constitutional Identity），载《卡多佐法律评论》（Cardozo Law Review），14: 737-46, 1993. [30] See R.A.V. v. St. Paul, 505U.S.377(1992). [31] See R. v. Keegstra, 3 S.C.R. 697(1990). [32]当然，在这个控诉中，与我们有关的问题不是在美国法律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虽然我……绝不拒绝整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在许多方面，我……疑虑的是，在[加拿大] 挑战仇恨宣传立法的语境中，这个原则的适用性……将《宪章》适用于本控诉中所挑战的立法，揭示了加拿大和美国宪法观念的重大差别。[22]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1页。
[11]陶天南：《中国行政法总论》，中华书局印行，1937年版，第142页。在1936年的一个判例中，行政法院明确表示同业公会为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而议定业规，呈经地方主管官署依法核准备案者，按之行政惯例原系认为有效。[42]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我们的目光应从立法转向司法。因此，管辖属于行政法院。
行政判例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生命力，正如民国学者所言：全国各级法院之审判官，其遵守最高法院之判例，自应与遵守司法院之解释具有同一之精神。[20] 三是行政处分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通过对近代行政判例的考察，法官大多以法律或行政法规作为判案的依据，但也确认了宪法、判例、解释例、习惯以及法律原理的法源地位。如何激活法律的活力，实现法律的本土化，成为最高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30]行政法院虽未宣判官署的《议决案》无效，但字里行间表明《议决案》侵犯了公民的营业自由，不应作为判案的依据。[23]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判决汇编（1933-1937）》，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5页。
我们应辩证吸收民国行政法院的有益做法，正确认识指导性案例的价值目标，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寻求提升指导性案例效力的路径，加强指导性案例的选择、编辑、适用等的程序设计，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灵活性和生命力，更好地促进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根据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规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在南昌市洋货驳运业职业工会诉江西省政府一案中，被告在答辩中认为，行政官署既然为人民设定权利，则变更或废除，也惟行政官署有处分之权。[31]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18页。
[39]在1934年一个判决中，针对民政厅一改县政府允准的平均分摊的决定为按耕地数量精确划定摊派标准的做法，行政法院指出：按人民多年惯行之事实，为法令所未规定，而生普通一般人之确信心，且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即成为地方习惯，有法律上之效力……。如1941年的判例中，法官认为人民私产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强制收买或使用须根据法律上明文规定方得为之，否则即为《约法》第18条所谓‘人民财产因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依法律征用或征收之规定相违反。
（三）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的权限界分 民国行政法院难免会与普通法院发生权限争议。近代行政法院是否在审判中发展了该原则？通过实证考察，行政法院在对待行政官署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指导性案例是适用法律的成例，是制定法延伸意义上的法律续造。[6]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27页。[26]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3页。前者以命令为基础，乃优越的意志所产生，乃行政机关之特别活动，应受特别法律规则之支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中文关键词】 行政判例。命令指各级政府制定的各类行政法规，表现为规程、规则、细则或办法。
近代各国逐渐通过判决的类型化将行政诉讼审查原则从合法性向合理性甚至合目的性演进。判例分为实体和程序两大类，其中实体方面又按土地、水利、寺庙等进行汇编，方便民众查询和法官适用。
[18][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注释】 [1]张生：《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为此，行政法院发布了一系列判例，使商标法律条文更加明确具体。被告行政官署征收原告土地，并未依照法定征收程序办理，自属于法有违[23]而应予以撤销。
行政法院结合当时行政与司法功能的差异以及司法介入行政的能力等因素，通过判例细化了合法性审查标准，对合理性审查标准表现出了必要的克制。行政机关是法律的产儿。[7]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41页。以商标争议案为例，民国虽然制定了《商标法》、《商标注册条例》等商标法律法规，但仍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商标纠纷解决的需要。
[15]行政法院强调主管官署对于受设立许可之法人固有监管之职权，然非依据法令不能任意解散而收归公有。如在1942年的一个商标争议案中，行政法院援用司法院字第1384号解释以瓶之形式使用于商标之原样中，即非依商标法第14条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者，不得否认其注册之专用效力。
[6]显然，近代行政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中的合理性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官署将杨社交公款公产保管委员会及教育局接管办理无法律依据。
[22]在此后的行政审判中，行政法院固化了程序正当的理念，明确了行政官署程序上的要求。[32]1928年的《司法院组织法》规定，司法院统一行使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
故也解释判例之效力如上所述几与现行法令相等。[19]行政法院审理认为：行政官署以行政处分为人民设定之权利，事后非具有法令上之原因或本于公益上之必要，不得超越职权任意撤销。如沈文珊诉财政部税务署案中，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援用了1935年判字第59号的判例，行政法院在判决理由中也对此作了正面回应。[33]1928年《司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司法院院长经司法审判署署长及所属各庭庭长会议议决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
[40]1934年12月25日《司法公报》第11号。在安吉商行因烟类营业牌照补税处罚事件起诉案中，行政法院根据《烟酒营业牌照税暂行章程》第3条关于甲级每季纳税银100元的规定，认为被告任意变更税率，令原告补税按每季300元计算是超越职权的行为，应依法予以变更。
行政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当然无权以《约法》条款为依据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亦无权依据《约法》来认定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之依据的行政法规违法，进而将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在形式标准上，行政法院规定行政审判只限于行政官署的行为，不包括人民间的争议。
因此，被告的行为不能认为其适法。[19]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判决汇编（1933-1937）》，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114页。
